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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
2019年08月13日 09:10 来源: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9年第1期 作者:黄旦 字号

内容摘要:

关键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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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容提要:知识与报刊,具有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。“书”与“刊”是不同的媒介,代表不同的知识系统。中国传统上形成了以“书”为主导的知识生产和秩序格局,近代以来,最先由外来文化“刊”的介入,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系统秩序,进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变革。“书”与“刊”互为中介的传播实践,给予我们的提示是,一种新的媒介制度化过程并最终形成“制度性媒介”的新格局,乃是影响思想知识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,也可以成为理解中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一个新视角。

  关键词:“新媒介”/媒介变革/近代中国/“新知识”/知识转型

  作者简介:黄旦,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,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。上海 200433

  基金项目: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新媒介崛起:传播革命与19和20世纪之交的上海”(15JJD860002)阶段性成果。

 

  书籍和报刊属于不同的媒介,代表不同的知识类型,晚清朝野遂有“书博古,报通今”之一说。

  知识与报刊,由于具有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,早已是诸多方家精耕细作之域。尤其是近些年从思想史、知识史角度,考察报刊与社会思想观念的互动转化,时常令人耳目一新。①这些研究的基本关注点都是内容,是一种新的“知识”如何在报刊上呈现、散布及变化。至于报刊与书籍的差异,诸如“博古”和“通今”之类,多在其视野之外。照说,这应是报刊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。然而,报刊史研究者大多以为所有报刊都来自一个不言而喻的“西方报刊”原型,报刊的历史,就成为一个“原装进口”报刊如何报道内容和运作实践的过程。②所以,报刊史家和历史学家大体是殊途同归:前者侧重报刊如何传递新知,后者关切的是报刊传递了何种新知。虽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后来维新报刊的“面目”——书本的形式,③但由于作者重在关注文本形式创制与中国报业演变的关系,不同媒介的特性及其意义也就因此而失落。

  文章试图从媒介——“书”与“刊”切入,以早期几份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中文刊物④为对象,考察这种“新媒介”的生成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关系。就媒介学来看,不同媒介有其不同的技术和文化“偏向”,⑤会产生不同的传播形态和方式,⑥从而规制了其内容的组织和呈现,规定了接收和体验的方式,重组了人们之间以及与现实的关系。⑦这就会对本来以“书”为基础的中国知识观念、真理认知和思维定势,产生重大影响,进而动摇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。加上中国早期现代刊物是传教士所创,使得媒介变革与知识转型,更具有不同文化、不同知识碰撞的复杂性和特殊性,从而可以从一个新的侧面,为我们展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轨迹和面貌。

  一、察世俗书:混杂各种要素的“再创造”

  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(以下简称《察世俗》)采用中国线装书的形式,这既是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惯习,也可能受到当时中国官方公开出版物《京报》的启发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进入广州后不久,就注意上了《京报》,并对其出版与发行情形有详细描述。⑧在马礼逊的日记以及与伦敦的通信中,也时常可以见到关于《京报》上的消息。白瑞华说,中国的本土报纸就像外国新闻纸一样,为现代报业的形成发挥着同样的作用,⑨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《察世俗》的对外宣称就叫“书”,⑩并不刻意与“邸报”/《京报》相区别,比如冠以“新报”之名等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试着给书下一定义,即必须是“至少50页以上的非定期印刷出版物”。(11)这未必是一个准确界定,但“非定期”三字的确切中书的“要害”,而报刊的最大特征就是定期出版。这不仅成为报刊内容挑选和排列的合法性依据,同时也“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:几乎分秒不差的同时消费(想象)”,并且会“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,清晰可见”。(12)正是由此,塔尔德注意到书籍并不关心当前,是报纸每天的波动状况,在激励起民族的活力。(13)这同样符合麦克卢汉的观感。在后者看来,书籍是个人的自白形式,报纸是群体的自白,以马赛克的形式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。如果希望报纸在一个单一层次上去表达固定的观点,等于强求报纸具有书籍的特性,好比让所有的百货商店统统都只设一个柜台。(14)波斯特捕捉到的是报纸特性所导致的符号结构表意方式不同,之前那种有一稳定的指涉物——物质客体,能指和所指十分清楚的“再现方式转变为信息方式”,成为仅具“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”。(15)用现在的话来说,也就是信息化碎片化了。凡此种种,均表明报刊是偏向空间,书籍是偏向时间。(16)由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重大不同,知识类型不一样。书籍是条理化系统化知识的象征,代表着学问。“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已经饱览百家经书的人阅读”,(17)报刊多是即时浅显的内容。有人就如此感慨,“书是长期思考的成果,具有稳定的影响。但是,这种影响却被刊物和报纸的增长破坏了。”(18)

  以此衡量,《察世俗》除了定期出版这个特点外,其实质更近于书而不是刊。无论从目的、内容还是书写看,当前事件均非《察世俗》关注重点。米怜明言,创办一份“期刊”的想法,本就来自中文书的启发。第一,其阅读人数“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”;第二,“汉语书面语具有一种其他语言所没有的统一性”;第三,“书籍可以被民众普遍理解”。此外,书籍携带便捷,“能大量进入中国”。(19)不过,中国书籍的社会意义,并不仅仅在于此。

  书籍不只是一种商品或一种信息载体,它还是一种组织信息和观点的方式,以此促进并形成对书的认知框架,这个框架会导引偏向于书的某些特定表达和论证。(20)这就是说,书的形式便是“书”的表达,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书籍做出提示。以中国为例,依照周绍明的研究,一提到书籍,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不是实用的或经济的好处,而是政治的——识字读书可铺设通达仕途之路与社会的——道德之教化,书也由此获得了崇高之地位,(21)作为“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”,赢得“一种虔诚的、实际上带有宗教性的认识,认为书是神圣的东西”,甚至“这种认识在清代的著述中比以往各朝受到更多的注意”。(22)中国书籍的这种“神圣感”,可能正是米怜所需要的:一方面,《察世俗》因此获得不言而喻的崇高地位;另一方面,罩着“神圣”的光环来宣讲神理,不致辱没基督的荣光。

  然而,《察世俗》毕竟是刊物,其篇幅容量就不如书,更别说按期出版的介入,打断了内容的稳定和系统,“每月统记传”就清楚地向读者表明,它不同于中国的经典书籍。首先,“每月”是《察世俗》的时间,是现代的线性时间。其次,它“察”的是“世俗”——神理、人道、国俗、天文、地理、偶遇,不是圣贤的思想。最后,其读者定位主要不在“富贵之人”,而是“得闲少”且有志于“道”的贫穷与作工者,所以其“每篇必不可长”,亦非“甚奥之书”,而是“容易读之书”。所有这一切,使“统记传”这颇显怪异的三个字——若做“全面载录”或“杂烩”理解——勉强与现代杂志(23)的意思有了瓜葛。需要注意的是,米怜的这种表述都在于内容,报刊的最根本特征——出版“时间”反而被轻轻带过,“此书乃每月初日传数篇的”。其实,恰恰是出版“时间”,才决定了现代报刊不同于书的特殊之处,否则,即就米怜上面所告白的这一切,一般的宗教小册子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米怜是如此告知读者,“读了后,可以将每篇存留在家里,而俟一年尽了之日,把所传的凑成一卷,不致失书道理,方可流传下以益后人也”,(24)可见他并不介意与传教小册子的混淆,在他心目中,《察世俗》或许就是用中文定期出版的宗教册子——书。(25)白瑞华就是这样认为的,《察世俗》所有内容几乎都不具新闻性,与其说它是一份月刊,还不如说它是一本定期出版的宗教小册子。(26)由此,“每月初日传”之类,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重要的现代刊物之特征,在米怜眼里,除了有利于繁忙的传教士见缝插针,将写作化整为零,“事先规划好一篇文章的内容,再按顺序每月编写一部分”之外,主要好处是“因为按月出版的缘故,得以逐渐展现了神圣真理的许多部分”。“经过12期或20期的累积就形成完整的一本书”。(27)定期出版成为“内容”编制的辅助和手段,而不是现代刊物的制作规则、程式和阅读的特殊性。(28)

  用现代的标准看,《察世俗》好像是书非书,似刊又非刊,它与同样出自米怜之手的《印中搜闻》完全是两个系统。如果可以说后者属于西方现代刊物的系列,前者则无有谱系可依,实是混杂各种要素——中国的“邸报”、“书籍”,包括西洋的宗教小册子以及期刊——的再创造。形式决定内容,此种非书非刊的杂交,让米怜在内容安排上似乎有些为难。书籍的谨严和经典与期刊的通俗和浅显,就是《察世俗》面临的主要矛盾。听听他的自我表白:

  察世俗书,必载道理各等也。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,都必有些,随道之重遂传之,最大是神理,其次是人情,又次是国俗,是三样多讲,其余随时顺讲。(29)设想固然美好,操作却难免顾此失彼。神理人道,占据绝大部分,为全刊篇幅的85%,其余内容尚不足15%,(30)根本谈不上什么“随时顺讲”。米怜后来对此特地做了一番说明,刊物上“主要是宗教和道德类文章,关于天文学的最简单和显而易见的原理、有教育意义的逸闻趣事、历史文献的节选和重大政治事件的介绍等等,……这些都少于原来的设想的篇幅。”他把这一切,归之于人手和时间的不够。(31)这不失为一种解释。不过,时间和精力即便是问题,恐怕也不是唯一的症结。作为定期出版的宗教册子,本意就是代替口头传教。“当一个传教士不能亲自前往邻近的国家,用自己的声音宣讲上帝伟大的启示,那他的职责就是送去已准备现成的替代物。”(32)所以,米怜不会太在意刊物的特点,让传教小册子像刊物那样按时出版才是其目的。《察世俗》停办之后,麦都思萌生继承之意,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》随即在巴达维亚问世。主办的人是变了,刊物却仍旧,几乎就是《察世俗》第二。可见,《察世俗》的状况是由其形式和思路决定了的,时间和精力是次要。

  于是,米怜把“彩色云般”,“使众位亦悦读”——宗教宣传小册子惯用的手法,搬到《察世俗》,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。它首选的叙述框架,是天下一家、万众同类:

  全地上之人如一大家,虽不同国,不须分别,都是神原造的,都是自一祖宗留传下来的,都是弟兄,皆要相和、相助才好。(33)

  “四海一家”的“世界主义”表述,就其古典意义,本就源自基督教世界,可诠释为“四海之内皆平等”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,开始向世俗化转变,遂有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之意。而后,“世界主义”又与启蒙运动相接,成为跨国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。现有材料没有证据可以确认米怜们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“四海一家”,不过选用“全地上之人如一大家”、“都是弟兄”这样的表述,应该是深思熟虑过的,就修辞策略看也是非常巧妙的。首先,蕴含着基督教义精神;其次,符合印刷媒介面向众人一视同仁的特点;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,与中国人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契合相通,容易抓住中国人的兴趣和“悦读”,可谓是“神理”、“人道”和媒介特征的有机结合。

  米怜式的“全地上”,是以“民族国家”为界,是“虽不同国,不须分别”的“全地上”,不是当时中国人所惯常理解的“四海”,泛指地理意义上的“九洲”或特指文化意义上的“天下”。在中国人的“四海”中,“国”的概念是很淡薄的,明晰的是“华夏”,依稀的则是不同方位的“夷”。米怜们认为“不同国”而又“如一大家”,源自人“都是神原造”,是一种仰赖于“神性”的“普遍主义”,犹如阿伦特说的,其性质上“形成一个corpus(肢体),其成员必须像同一家庭的兄弟那样相互联系在一起”。(34)在神光映照中,“国”的壁垒淡化,即“不须分别”。“不须分别”不等于没有分别,不过是“分”而“不须别”。这自然也与中式的“兄弟”相差甚远。中国的“兄弟”,是基于血缘、地缘的“一家人”,属于有别而不分,哪怕“阋于墙”,仍然是兄弟。米怜有意无意挪用中国表述的意义,造就出一种模糊的亲和感,一方面可以与中国文化相洽,另一方面,成全《察世俗》展现都属“一大家”的面貌:“一种人全是,抑一种人全非,未之有也。……论人、论理,亦是一般。”(35)“多闻,择其善者而从之”的刊头语,语气是委婉的,口吻是诚恳的,基调则是柔中含刚毋庸置辩。既然如此,所谓《察世俗》之“察”,就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亲眼目睹,实是“上帝”代为之“察”,唯一需要付出的就是竖起耳朵——多闻。居高指点而又处处显示低调平等,此种“讲”与“听”的主客体关系,让我们具体触摸到了《察世俗》的姿态、意向及试图达到的效果:一个宣讲规劝而不是公共讨论的平台,通过模糊教义与具体指涉物的关联造成语境错觉,从而达到意义分享——教义渗透之目的。

  “听”,自然须是中国人熟悉且能入耳,《察世俗》为之采用的手法,就是“对话”式,由“天国”之仆将教义讲给中国人听。马礼逊在翻译《圣经》时左拣右挑,最后选定《三国演义》的风格。《三国演义》处于文言和白话之间,既不失典雅尊贵,又清晰易懂。(36)这既确立了宗教宣传册子的路数,(37)又改造了中国原有的书面语,与后来的传教士只是口述,而将文章留给中国助手来润色大不一样,(38)无意中却开启了白话文之先声。那么,《察世俗》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呢?有论者认为,它对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观念有三个重要启发:广泛求知的观念、通俗普及的观念,以及解放民智的观念。(39)这恐怕属后见之推论,并不能表示当时的效应。据一位学者对十九世纪晚期同样坐落在南海边的岛屿——香港荃湾地区的考察,当时民间流行的读物,主要是宗谱、黄历、对联集、日常行为礼仪、契约文本、教育读本、民谣和诗歌普及读物、小说,还有不少与宗教道德相关的(包括拜神)。(40)在这样的知识文化氛围里,恰恰显示出《察世俗》的独特意义——定期出版的“书”,并且是既不同于中国书籍,又不同于《京报》的“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”的“新式书”。

作者简介

姓名:黄旦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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